“十三五”以来，农业农村部不断完善合作机制，以联合实验室、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合作基地等为抓手，推动农业科技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强化先进技术引进，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主动参与涉农国际规则调整制定，以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农业治理秩序。向亚非国家派遣农业专家（教师）组，深入田间地头、学校课堂，开展百余项农业技术的示范和培训，稳定当地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作出积极贡献。

一、夯实合作基础，对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十三五”时期，我国与5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农业科技合作、种质资源交换等协议109份，与15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农业科技合作关系，与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等60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农业科技对话机制。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等国际组织机构的合作进一步加强，针对非洲猪瘟、草地贪夜蛾等重大动植物疫病，邀请国际知名专家会诊，探索农业国际交流合作新模式。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农业首席科学家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等机制工作。中国农业科学院多次组织国际农业科学院院长高层研讨会，共商全球农业科技创新和发展大计，并实现机制化。

二、搭建合作平台，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有效提升

截至2019年年底，支持共建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100多个，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在我国认证了22个国际参考实验室（中心），共享农业科技经验和成果，促进国内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有效提升了我国与国际优势力量的协同创新水平。我国科研教学单位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下属中心共同建立了25个联合实验室（中心）。其中，2016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共建的“基因促进水稻品质提升”联合实验室，联合开展3000份水稻基因测序，相关结果在Nature上发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与国际科研机构合作，在重要水产养殖物种基因组解析方面实现重大突破，首次完成半滑舌鳎、鲤鱼全基因组序列精确解析和注释，绘制了首张全球鲤鱼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

三、强化技术引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科技支撑有力

“十三五”时期，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产品供给，强化技术引进，仅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引进优异特色粮棉油作物、果蔬花卉、特色畜牧水产种质资源及优良品种有5万多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品种资源库，为农业生产和育种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材料来源。围绕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引进一批高新技术和装备，使我国农业科技研发时间缩短了10～15年，研发经费节约30％～50％。

四、注重人才交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依托国家外国专家局引智专项，在重大动物疾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遗传育种等领域，引进370多位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同时，设立特聘专家、客座专家、特聘院士等岗位，全国农科院系统单位累计引进外国科学家超过600人次，其中有7名外国专家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引进的国外知名专家，将国外先进遥感监测技术本土化，在农业资源大数据的高效管理与互操作技术、作物空间分布制图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选派骨干人才出国（境）培训 和访学研修近900人次，选派育种杰出人才去国外学习，引进分子标记育种、转基因育种等新技术，对加快构建国家良种联合攻关新机制和分子育种大平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五、参与规则制定，农业科技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充分利用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主席国平台，先后主导制定茶叶、水稻等重要农产品农药残留限量国际标准11项，实现了我国农药残留国际标准零的突破，促进了茶叶等重要农产品出口贸易。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发挥畜禽遗传资源大国优势，参与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领域相关国际规则制定。主持参与泡菜、发酵肉制品、蜂王浆等农产品加工领域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农机标准互通和检测结果互认，积极引领亚太区域农机试验标准制定，已完成手扶拖拉机、喷雾喷粉机、水稻插秧机三个试验标准规则制定。

六、加强技术援助，农业国际合作环境持续优化

十八大以来，围绕发展中国家需要，我国共向埃塞俄比亚等37个国家派遣农业专家组78个、773人次。其中，农业农村部向13个亚非国家派遣的33个农业专家（教师）组，开展了百余项农业技术的示范和培训，受训人员超过4万人次，推动近150家农业企业、科研单位与受援国建立合作联系，获得各方好评。通过实施埃塞俄比亚农业职教项目，历时18年帮助埃塞俄比亚建立起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推动完善我国在24个亚非国家建立了25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集中展示中国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将中国农艺与当地条件有机结合，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捐资5000万美元继续实施中国—FAO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二期），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亚非“一带一路”参与国的60多个项目点，开展了300多项农业技术试验示范，传授实用农业技术近500项，引进试种作物 品种300多个，约100万农民从中获益，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赞誉。时任FAO总干事格拉齐亚诺多次公开赞赏中国是全球农业南南合作的“领军者”。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于2017年5月致信习近平主席，盛赞中国—乌干达农业南南合作项目。

尽管成效突出，但与深度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从全球角度谋划配置资源、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要求相比，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困难问题。一是顶层设计有待加强。缺少全国统筹的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纲领性文件，整体系统谋划力度有待加强。跨部门、跨地区、跨单位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沟通协商、资源配置、对外联络等协同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增强工作合力。二是政策体系仍需完善。学术交流的因公出国（境）审批手续有待进一步优化，审批权限有待进一步放开；联合研究项目、共建平台、共建基地的经费外拨困难，导致很多合作难以有效开展。科研物资跨境流动难，部分科研仪器设备和种质资源等出入境管控严格、审批烦琐、周期较长、不确定因素多。三是农业科技创新合作不足。部分联合实验室和科技研发中心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有些联合实验室的建设处于完成工作方案的拟定阶段，有些科研研发中心处于开展研究的初期，需加快建设及开展科学研究。

下一步，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将立足国内产业需求，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升全球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全面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科技支撑。一是深度参与全球农业科技合作。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积极主动参与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领域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推进农业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新兴交叉学科研究短板领域的协同攻关。二是积极推动农业科技走出去。加强境外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功能落地，聚焦中外优势互补、技术需求强烈、发展潜力巨大的领域，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企业联合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出海”的合作模式，推动我国优势农业技术、产品在国外开展创新研发和示范推广，整合多渠道资源，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三是强化优秀技术人才的外引内培。吸引和聘用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外知名专家来华工作或担任顾问，遴选一批具有潜力的中青年科研人才到国外一流农业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培训学习。加强涉农国际组织人才选拔培养和推荐工作，加快驻外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信息收集分析和磋商谈判能力，继续增派农业外交官。